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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ober 19

    王光美 优雅地离开 (南方周末)

    王光美 优雅地离开




    南方周末    2006-10-19 16:25:55



      □本报记者 赵凌
      

      10月13日凌晨,前国家主席刘少奇遗孀王光美女士平静离世,享年85岁。亲属在北京解放军305医院摆设灵堂,低调接受吊唁。身边人士说,王光美9月已进入病危,最后时光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1921年,王光美出生于北京西单旧刑部街32号。旧城改造后,这里是如今宽阔的西长安街。26岁时她从这里飞往延安开始革命生涯。1949年,王光美以领袖夫人身份回到北平,住进离家不远的红墙内的中南海。46岁时她从这里被逐出投入监牢。2006年,85岁的王光美在中南海几步之遥的医院走完最后人生。
      从生到死,这个红墙内外的方寸之地浓缩了她的一生。
      
      拒绝了美国
      陪刘少奇出访印尼时的高贵优雅,文革中被迫套上旗袍挂着乒乓球接受批斗的屈辱,倚在船舷一捧捧洒下刘少奇骨灰时的痛哭,这一幕幕历史场面如同烙印打入很多中国人心中。
      王光美跌宕的人生总是和刘少奇连在一起。然而,她的一生中有过两段独立的时光,即学生时代和晚年岁月。而这两段属于她自己的历史却鲜为人知。
      1921年,王光美出生于一个旧官吏家庭,当时正值父亲参加华盛顿九国会议,遂取此名。其父王治昌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商科,官至北洋政府农商部工商司长。母亲董洁如亦出生在富有的盐商家庭,受教于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文革”中死于狱中。
      王光美排行老七,下有四个妹妹。家庭中另外一个为人熟知的人物是六哥王光英,他后来成为“红色资本家”,并创办光大银行。
      和有些革命领袖夫人不同,王光美接受过最好的学院教育,在理科方面尤为突出。高中时王光美就有“数学之王”的称号,后来考取了辅仁大学数理系并读至研究生。她是中国最早一批理学硕士。这位后来以革命政治为生的领袖夫人,晚年仍能记起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利用光学来测量距离》。
      “我受‘读书救国论’的影响,准备抗日胜利后去美国留学,学习原子物理,学成回国搞建设。”王光美晚年时说。她自称理想是成为像居里夫人那样的人。她的老师为她写了留学推荐信。“我最后一次上完他的课离开辅仁大学,没有向他辞行,等于不告而别。因为我离开辅仁不是去留学,而是准备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我不知道怎么同他讲。”
      王光美英文纯熟,70岁时仍能阅读英文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然而,也正是这一特长,奠定了她一生的命运基调,将她一路送到了延安。

      1946年,国共和谈成立军调部,因为她出色的英语,被地下党推荐担当翻译一职。和谈失败后,组织上要求王光美前往延安。也正在此间,王光美之前申请的两所学校寄来录取信。一个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另一个是芝加哥大学,原子物理学专业。“但那时我已经到了军调部,去不了了。”晚年的王光美简单地用一句话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20年后,在“去哪里”这个人生重要抉择上的一点点“犹豫”也成为她的罪行。王光美之女刘亭亭在接受杨澜采访时回忆,“文革”中看大字报,说母亲曾经在去延安和美国之间犹豫。当时这是原则性的问题,回家便质问母亲。王光美坦诚地说,“我是犹豫,我(拿的)是全额奖学金,而且是最好的学校,是我梦寐以求的要去读的博士。”
      年轻的王光美最终拒绝了美国,拒绝了另外一种人生的可能性。可悲的是,20年后她却被冠上“美国特务”的罪名。
      1946年8月,一架小飞机载着王光美飞赴革命之地延安。这次飞行,让她彻底远离了居里夫人的梦想,却让她走近另外一种生活,成为她未曾预料到的、一生悲欢跌宕的领袖夫人。
      
      关于刘少奇的三个记忆
      1963年11月,王光美作为第一夫人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尼。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携夫人出访,迄今都有标志意义。当时一袭白色旗袍的王光美给中印两国公众均留下深刻印象。
      对王光美而言,这是一次诚惶诚恐的政治任务,之前她专门就服装和礼仪问题请教了宋庆龄。四年后,这一美好形象却被丑化后在清华上演。
      出访印尼被外界认为是王光美和刘少奇20年婚姻生活中,作为主席夫人最为耀眼的时刻。因为出身和学养,在当时的共产党领袖夫人中,王光美卓尔不群。1948年,27岁的王光美和50岁的刘少奇结婚。在此之前,刘少奇有过五段坎坷婚姻,并有前妻留下的子女。
      和自己非常尊敬的首长结婚后,这位知识女性就开始以辅助料理丈夫的事务作为自己全部的生活。王光美以自己温婉的性格给了刘少奇生命中最为安定的一段家庭生活。
      若干回忆录都将他们描述为政治夫妻中美满的一对。他们常常两人一起散步,这让毛泽东非常羡慕;在中央内部舞会上,他们总是雷打不动地跳第一支曲和最后一支曲。王光美在日后的回忆中,常常提起的温情场面有三个:生下第一个孩子时,开完会赶来的刘少奇亲了她一下;“文革”中在家等待批斗时,刘少奇帮她整理衣服;两人的最后一面,批斗间歇,在书房,“我就心疼他,给他点水喝,然后他喝了一杯水,真惨,就这些点滴的印象,难以磨灭。”
      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王光美访谈录》作者黄峥相信王光美和刘少奇之间存在坚贞的爱情。黄峥说,综观历史和文献,即使在刘少奇最困难的时刻,周围人包括一些亲属都来污蔑刘少奇,王光美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他任何坏话。今天,在王光美位于木樨地的住所,到处都是刘少奇的照片。
      从1967年4月清华批斗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王光美即使在那样极端的气氛下,每一句回答仍充满着对抗、保留和智慧,执著捍卫自己的丈夫。“文革”初期,王光美曾问刘少奇,“为什么我们被描绘得那么丑陋,可我们之间却没有怨言?”刘少奇回答:“因为相互信任。”
      1967年,王光美以“美国中情局长期潜伏的高级战略特务”的罪名被投入秦城监狱,走出公众视线,开始了12年隐秘的监牢生活。“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只知道今天是上午、下午、阴天、晴天……那个监狱的床,是木炕,但是矮……我们常年都坐在那儿,不许动,也不许抬头看窗户。”
      在毛泽东“爸爸已死,妈妈可以见”的批示下,1972年8月17日,王光美在狱中见到了离散五年的孩子们,也是在这一天她知道刘少奇已死三年。
      
      晚年一笑泯恩仇
      “她穿着黑色的狱衣,花白头发已经过肩,但气质非常好。”翠明庄宾馆前员工李红仍然记得初见王光美的那一刻。
      1979年,经历12年监牢生活的王光美出狱,被暂时安排至中组部招待所翠明庄。服务员李红被安排专门负责照顾王光美。“她的头发很长,我帮她理了发。她不断地说谢谢,特别和蔼。”
      “过了一会儿,她的四个孩子们就来了,抱着就哭,看着那样,我也落泪。后来我也给亭亭理了发。”时隔27年,已经退休的李红仍记得,王光美的房间号是214。
      公众再见王光美是她从河南省省长手中接过刘少奇骨灰,她长时间将脸依偎在骨灰盒上的样子,让所有经历了那段历史的人动容。
      恢复名誉后,王光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却并不多言政治。她将晚年的大部分精力投入救助贫苦母亲的慈善工作,并在基金会资金短缺时,拍卖了母亲留下的古董。
      黄峥说,王光美一直保有一种乐观宽容的大爱。恢复名誉后,她不太愿意再谈过去的遭遇,她喜欢向前看;她仍保持着和刘少奇前妻孩子们的友好来往,即使他们中有人在“文革”中深深地打击了刘少奇;她每年都去看望因刘少奇受牵连的时传祥家人;她把女儿孝敬她的美元总是源源不断地捐出去。
      晚年的王光美仍保持着散步和游泳的习惯,每天必看《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在83岁高龄之际,她组织了毛泽东、刘少奇两家后人的庞大聚会,这个“一笑泯恩仇”的举动被媒体广泛报道,也引来无数议论。在黄峥看来,这是王光美“以大局为重,以党的利益为重”的胸怀,是她贯穿一生的原则。据说,在她家客厅正墙上,仍挂着1962年毛泽东看望刘少奇一家时的合影,就在这里,她接待来自各界的访客。
      年轻时的王光美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她说,我是“飞”到延安去的,没有和别人一样吃苦;她很长时间没有写入党申请书,是因为看罢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觉得自己离党员标准太远;她没有马上同意和刘少奇结婚,是觉得自己连党员都不是。
      晚年的王光美仍在说,自己不应该享受这么高的待遇,这些待遇都是给刘少奇的。
      2000年,《忠贞》(原名“开国元勋的夫人们”)剧组为王光美制作了长达70分钟的节目。制片人姚言说,在不开空调,紧闭窗户,4000瓦聚光灯的照射下,王光美坚持完成了四个小时的录制。回顾自己一生时,她在节目中感慨:一个人不经历坎坷,人生就不会丰富,对劳动人民的理解也不会深刻。
      王光美和刘少奇育有一子三女,儿子刘源现任军事科学院政委,大女儿刘平平,美国营养学博士,曾任国内贸易部科技司司长;二女儿刘亭亭,哈佛商学院毕业,目前从商;三女儿刘潇潇,定居海外。
      1979年,王光美和她的儿女们参加了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联欢晚会。她在回忆录中说,“这是10多年来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人们认出了我,纷纷来同我握手、拥抱,有的同志拉着我的手失声痛哭……我眼含泪花,向人群深深鞠躬,高兴地说:我又和同志们在一起了,是人民解放了我。”(部分资料参考黄峥《王光美访谈录》)(P1184121)

    October 08

    后 知 后 觉

    周三在OFFICE送别去剑桥的Roberto同学
    合影的时间伤心不已
    每天早晨去学校的路上
    经过QUAYS总会望上几眼
    原来,一年来唯一能令我放松和平静的地方
    竟是这个墨西哥人的家。
    October 06

    正在忽略的30年前的今天 (法新社)

    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76年10月6日,现代中国的命运在一场有关政治阴谋中的剧目中被决定了。粉碎“四人帮”30周年纪念日,这个对中国当代历史极为重要的日子,现在可能正被中国官方媒体给故意忽略了。

    这是法新社10月5日发自北京的报导引述了一些分析家所得出的结论。法新社在这篇报导中介绍了“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作所为,简单介绍了时任中共领导人华国锋一举粉碎这个“反革命集团”的经过,还简评了粉碎“四人帮”对中国当代历史的影响。

    不过,与法新社所说的“中国官方媒体可能正在故意忽略这个重要纪念日”略有不同的是,我们在检索中发现,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10月6日在是“历史上的今天”中的确提到了这个“重要日子”,但只用了一个自然段,一百来个字: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实行隔离审查。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粉碎 “四人帮”的消息,并于18日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宣布“四人帮”的罪行,全国掀起揭批“四人帮”的高潮。‘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至此结束。

    法新社说,中国官方媒体的报导,可能将不会引起中国人对这个重要纪念日的关注。今年整个一年,中国官方报纸和电视台在对一些敏感的纪念日进行报导时,都故意进行了省略,其中包括毛泽东去世30周年纪念日,以及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家刘晓萌(译音)指出,这个现象反映出一个总的不愿意允许客观地反映历史的事实。刘晓萌说:“现在的中国领导人还没有完全地与历史结合在一起,这对经历过那个阶段的普通百姓来说,已经造成了严重的误解。这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悲哀的。”

    一些观察家相信,如果“四人帮”最后掌握政权的话,中国可能已经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历史道路,可能会变成一个象今天的朝鲜那样压抑和贫穷的国家。但随着 “四人帮”成员的全部去世,这个曾一度遭到中国舆论猛批的政治帮派,现在已被人们淡忘了。专家说,从基本上看,许多中国人都已忘掉了“四人帮”,甚至一些年轻人都不知道他们是何人。

    在编译这篇文章时,记者从中文网上仅检索到几篇中国媒体在10月6日发表的“粉碎四人帮”的文章,都来自广州日报推出的“纪念粉碎‘四人帮’30周年”专版。其中题为《聆听历史,铭记新生》的编者按指出,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有太多的不幸事情在中国发生。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几位新中国的开创者先后去世,唐山大地震夺去了几十万人的生命。

    这一年,也是开启历史大转折的一年。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一声惊雷驱散满天乌云,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终于宣告结束。告别空前的浩劫,颠倒的历史逐渐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中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编者按最后说,这是共和国历史的大转折,也是许多人生命重获新生的开始,那个年代的人们对1976年的这一历史事件有着深刻的集体记忆。30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从这些亲历者的娓娓讲述中,再一次聆听历史,铭记新生。

    在广州日报发表的几个采访中,介绍了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从异常紧张到极度喜悦”的感情经历。该报老报人谭国超说,“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我们根本不知道。”尽管消息还没公开,但小道消息已经不胫而走。当时北京民间流行着一种做法,就是买四只螃蟹,三公一母的拿回家煮,然后边喝白酒边吃螃蟹以示庆祝,其中的三公一母正是暗指“四人帮”组合。

    10月22日,广州日报社工会礼堂里唯一一台广州无线电厂生产的彩色电视机播出了粉碎“四人帮”的新闻。“当看到打倒‘四人帮’时大家都站起疯狂鼓掌,手都拍红了!”谭国超说,真的是热泪盈眶。“当时大家最常问的一句问候是:你喝酒了没有?上下班和同事之间见了面都满脸笑容的,口头上不说什么事,但彼此心里明白。”

    法新社的报导说,在随后对“四人帮”举行的公开审判中,中国官方的宣传机器几乎全部开动起来,要把几名被告打成“文革”的策划者和真正罪犯。然后历史学家却一直认为这并不是真实的,这一点也在中国的公众中产生一些共鸣。最后,毛泽东发动历时十年文化革命的错误,都定罪于“四人帮”头上,作为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在这个帮派成员都去世后,“四人帮”这个符号还长期存在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家刘晓萌说:“现在,‘四人帮’已成为在一个极端权力主义的体制下所有肆无忌惮行动的代名词,在这种感觉中,‘四人帮’的影响还没有彻底消失。”

    刘晓萌说:“尽管中国的经济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进步,但体制上的矛盾仍然没有得以解决,我们仍然没有真正的民主,因此这个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全得以保证。”